【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㉘】苏州：工业大市劲唱“强粮歌”******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㉘】
光明日报记者 苏雁
都知道苏州是工业强市，可说起粮食生产，苏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宁春生一脸自豪：“这些年，苏州粮食生产一点也不含糊，产量一直稳步增长。今年全市水稻总产量预计13.9亿斤，创7年来新高！”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工业发展一直走在江苏甚至全国前列。成为工业强市后，一个问题摆在苏州人面前：还要不要发展农业，尤其是水稻种植这样的“纯农业”？
苏州的回答斩钉截铁：不但“要”，而且是高质量的“要”。
苏州有1600多万人口，维持城市安全有序运转，离不开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要端稳粮食饭碗，就须臾不能放松粮食生产。
苏州寸土寸金。而粮食生产，离不开耕地。如何守住耕地红线？
11月初，在“草皮之乡”苏州常熟辛庄镇平墅村，记者看到，2600亩水稻迎来丰收。2019年起，常熟决定全面推进退草还田，平墅村成为第一个试点。“每收一茬草皮，都会带走一层土，退草还田，就是为了确保耕地安全！”辛庄镇副镇长陈伟忠说。
近几年，苏州通过退草还田、退渔还田、“三优三保”等行动，新增加10万亩水稻田。
农业是弱质产业。论单位面积收益，种粮食肯定不如建工厂。那么，如何调动种粮积极性？
苏州的做法之一是工业反哺农业。2010年以来，苏州在全市范围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在全国率先出台《生态补偿条例》。苏州将水稻视为人工湿地的一种，进行生态补偿。每亩补偿420元，使得种粮的比较效益大大增加，稳住了农业基本盘。
地处苏州昆山锦溪镇最北面的长云村，2012年前以水产养殖为主业。根据《生态补偿条例》，昆山市级财政给予每亩水稻田800元补贴。受此激励，2012年以来，长云村退塘还田，建成高标准农田2000多亩。
宁春生介绍，苏州计划用3年时间，按每亩最高1万元的标准，持续对农田进行改造，将苏州的农田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吨粮田”。
要实现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仅靠补贴还不够，必须催发内生动力。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农业，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效益，是增强种粮积极性的关键。而要保证粮食生产“两高一优”，离不开科技支撑。
水稻已经收割，但太仓市城厢镇东林村的田野上依然机声隆隆，多功能旋耕机驶过后的田野松软、平整。“做强农业产业，长远来看，还得靠技术和现代化设备。”太仓市城厢镇东林村党委书记苏齐芳坦言。
依托村里每年1000多万元厂房和门面房租金收益，东林村购买了20多台套先进农机设备，村里的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2200亩水稻只需要9个农民打理。
在东林村刚收割完的稻田里，记者看到，已经开始用农业机械播种小麦。“2013年起，高标准农田改造好以后，大马力拖拉机引进，农具朝着复式化操作方向发展。小麦播种机上加装了卫星导航的辅助驾驶系统，直行时机械手不需要扶着方向盘，它还能一次性完成土地翻耕、播种、秸秆换田、施肥、开沟、压实种子这六样工作。”在田边，苏齐芳一边比画，一边向记者解释。
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更离不开“新农人”。
这些年，苏州在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方面下足了功夫。苏州在全国率先启动“农业农村专业人才定向委培工程”，分层次、分专业招录1564名定向委培生。通过7家农民教育培训中心和31家实训基地，每年培训高素质农民1万人次以上……
有了“新农人”的加持，田地里有了一番新景象。“志浩，趁天晴，咱们赶快把秸秆打包好！”说话间，东林村职业农民高健和同事王志浩驾驶的搂草机和包膜机开进了农田。只见搂草机把散落在田里的稻草搂成一拢，打捆机迅速把一拢一拢稻草秸秆压缩成圆捆。包膜机紧随其后“上场”，不到一分钟，就把一捆捆重达上千斤的秸秆用白色薄膜缠绕成一个个“啤酒桶”，轻轻放在田埂上。
为啥要给秸秆包薄膜？高健告诉记者：“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稻草秸秆，在厌氧环境里发酵，一个月后装到秸秆饲料厂，根据配比加入豆粕、玉米，加工成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饲料，这是牛羊喜爱的美味食物。”
2016年，东林村和江苏省农科院合作，投资建设秸秆饲料厂，年加工能力6万吨，目前年产粗饲料2.5万吨。由此，东林村自身形成了“种植—秸秆饲料—养殖—有机肥料—种植”的生态循环模式。合作农场化肥用量比传统减少约60%，土壤有机质含量从1.9%提高到4%，江南的土地也具备了“黑土地”的肥力。“我们提高‘一粒米’的附加值，开发的富硒大米，口感好，销量不愁。”高健说。
持续提升种粮的边际效益，也是苏州近些年来努力的方向。具体做法是，着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漫步东林村，田埂上的松果菊开得正艳，稻田咖啡馆飘出了咖啡的浓香，田园新干线的小火车擦拭一新，观光农业引来游人无数。“光今年十一假期，村里的旅游收入就有近百万元。”苏齐芳告诉记者。
一系列助农举措，不仅稳定了工业大市苏州的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也大大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据统计，近3年来，苏州全市粮食种植面积年均提升2%以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6%，达4148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逐年下降，现在已缩小到1.85：1。
东林村农民张耀忠祖孙三代种粮，他亲历了东林村的变化，也尝到了发展现代农业的甜头。“我的父辈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我那一代开始了农业机械化，我儿子这一代则用上了智能农业系统。现在，喷农药有无人机，开拖拉机、插秧机、联合收割机，人都不用下地，站田埂上遥控就行了。”张耀忠感慨万分：“现在种地，舒服得嘞！”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1日 01版）
【十年中国风】环球中国味，谁是TOP1？******
中新网北京10月7日电题：【十年中国风】环球中国味，谁是TOP1？
作者 刘越
这十年来，谁才是“中国味道”中的人气TOP1？
如果在网上这样发问，得到的答案必定五花八门又暗藏“刀光剑影”——
超越时空局限，中国味道“燃起来”
霎时间，川菜、粤菜、湘菜、鲁菜等各大菜系粉丝纷纷下场，煎饼果子、臭豆腐、驴打滚等地方小吃拥趸也不遑多让。可谓“一条大河波浪宽，两岸口味不一般”。
哈尔滨师大夜市，市民们现场享用美食。中新社记者 孙汉仑 摄泱泱中华地大物博，华夏儿女食不厌精。再加上这十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人流物流通达，餐饮及相关行业稳步前行，中国味道在跨越时空限制后愈加异彩纷呈——
云南人能在武汉吃到正宗的东北杀猪菜，天津人围着延边烤肉喝着北京二锅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超过5亿人。科技的进步让“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成为“足不出户，尽享天下美食”。
如果把问题换成“外国人最爱的中国味道”，答案又会如何？网友们大概率会犹豫又不失礼貌地反问：“呃……是不是饺子和烤鸭？”
那么，“中国味道”在海外的这十年，又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轨迹？
海外的“中国味道”是什么味？
和“华夏吃货”兼收并蓄的“中国胃”相比，老外们的口味着实有点让人难以捉摸。不过这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美食扬帆出海，让海外正宗的中国味道，也逐渐变得有“迹”可循。
中国餐饮文化对外输出由来已久且影响深远。以日本厚生劳动省近年来公布的资料为例，共有近6万家中华料理店遍布日本全国。不过海外有两个关于中餐的概念——“改良中餐”和“本味中餐”。前者结合本地口味，后者更加原汁原味。
加拿大蒙特利尔，在唐人街举行的亚洲美食集市吸引食客光顾。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在采访中，小新被狠狠科普了一波“洋中餐刺客”。“学校附近有一家点菜制的中餐馆，难吃得令人发指。”在意大利留学四年的声乐老师安德烈(化名)回忆：“印象中最难吃的一道菜是锅包肉，难以下咽，嚼起来像橡皮糖，味道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曾任日本“麻辣联盟”中国支部总代表的何珂表示，中餐的改良有其客观原因。他介绍，川菜传入日本时，缺乏基础的四川调味料，只能寻求替代品，比如用日本的味噌代替甜面酱来炒回锅肉，味道自然不够正宗。
而近十年间，随着国际交往的密切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日彰，原汁原味的中餐也正在异军突起。其中，火锅表现亮眼，按照门店收入计算，2021年的国际中式餐饮市场中火锅占比11.1%，约289亿美元。此外，兰州拉面、酸菜鱼、广式早茶等美食纷纷扬帆出海，正宗中国味道席卷全球。
“中国味道”，何以在世界大放异彩？
在何珂看来，饮食文化的传递是循序渐进的。
“经过改良后，把更适应当地口味的菜品做出来，也更有利于中华料理的对外传播。”而十年一瞬弹指间，无论是改良还是原味，中国味道在海外都开辟出更广阔的赛道。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显示，2021年，国际市场上的中式餐饮数量已经超过60万家，市场规模高达2644亿美元。
日本街头中餐店。留学生小董供图“从前日本流行改良版的中餐，但从去年开始，日本兴起了一个潮流‘ガチ中華’，即追求本味的中国菜。”何珂以花椒举例，近年来，一些在日本开餐厅的当地人，每年会来成都收购青花椒带回国，他们很喜欢花椒的香味和麻味。
中国味道为何能在世界大放异彩？除了中餐本身的味觉魅力，经济发展推动综合国力增强，大批华人出海创业、留学、旅游，中餐消费群体日益增长；互联网上资讯发达，李子柒、厨师王刚等美食博主火遍全球，让外国食客渴望尝试更地道的中国味道；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不断提升，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海外中餐店。留学生路萱供图美食作家李作民认为，所有美食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现象，“中餐在美国或者在全球有多大影响，取决于中国文化对海外有多大的影响。”
谁才是海内外的“中国味道”人气TOP1？或许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中国味道不拘泥菜系，而在于百花齐放的美食格局；中国味道不限制地域，我们有“足不出户，吃遍天下美食”的科技硬实力；中国味道更是不必纠结“改良”或“本味”——在这两条赛道上，中国味道都正在日益香飘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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