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北方）训练基地落户大连******

　　新华社大连1月10日电（记者蔡拥军、张博群）中国足球（北方）训练基地揭牌仪式10日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举行。这标志着《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关于“新建2个国家足球训练基地，满足国家队不同季节的比赛和训练需要”的部署已得到落实。

　　图为大连足球青训基地。

　　此前，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授牌仪式已于2022年6月26日在海口观澜湖国际足球训练基地举行。南北两个基地遥相呼应，可满足各级国字号球队不同季节的比赛和训练需要。

　　该基地由大连足球青训基地和大连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两处组成，共有近50块比赛训练场地，并配备住宿、餐饮、健身、康复、教学、会议等配套设施，可同时满足近1500人开展全年度、全季节、白昼夜间的驻训比赛需求。

　　图为大连足球青训基地。

　　2017年，大连市正式启动大连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建设，于2018年完工。2019年，大连市又启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建设，并于当年完工投入使用。近年来，两所基地接连承办了中超、中甲、中乙、中冠、女甲、足协杯、青少年等各级赛事以及中国足协各类训练营、培训班、会议等，还承担了多支国字号球队、中国足球协会与大连市政府共建青少年男女足国家队以及中超、中甲等球队的驻训保障任务。

　　图为大连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

　　中国足球协会与大连市政府同日签署了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青少年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大连）共建协议。该基地是在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基础上，立足东北大区的大连、华中大区的武汉、华东大区的上海、华南大区的深圳建立4个青少年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依托苏州建立一个女足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通过全国男女足4+1布局，完善区级广泛选材、市级综合提升、大区重点培养的国家足球精英人才成长体系，为国家培养高水平足球人才。

　　图为大连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

　　根据协议，中国足球协会与大连市政府将携手共建男子U10-U15六级精英梯队，并适时发展女足精英梯队建设，以此完善足球重点城市精英人才体系，为国家培养足球精英后备人才。这将加快促进大连足球青训水平提升，带动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不断涌现，为中国足球未来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图片来源：大连足球青训基地、大连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