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砍一刀，新势力慌了？有门店紧急培训销售话术******
中新经纬1月9日电 (牛朝阁)20万元至30万元的新能源车市场要“卷”起来了。近日，特斯拉再度降价，Model 3下探至22.99万元，Model Y下探至25.99万元。
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降价意在获得更多订单。特斯拉降价的车型主要集中在20万元至30万元的价格区间，对定价在这个范围内的其他新能源车企来说，“压力倍增”。
“尤其是那些销量较低的新势力，头部企业降价后，这些车企的车型竞争力就会下降，跟随降价，才能维持销量，以换取增长的可能。”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对中新经纬说。
中新经纬走访发现，特斯拉降价后，部分新势力车企如临大考，有销售人员紧急开会培训如何应对，但目前多数新势力车企并未推出促销活动。
特斯拉用“史上最低价”抢销量？
1月6日，特斯拉中国官网显示，特斯拉国产车型大幅降价，其中Model 3起售价由26.59万元降至22.99万元；Model Y起售价由28.89万元降至25.99万元。
1月6日午间，特斯拉对外事务副总裁陶琳在个人认证的微博表示，特斯拉价格调整的背后，涵盖了无数工程创新，实质上是独一无二的成本控制之极佳定律：包括不限于整车集成设计、产线设计、供应链管理、甚至以毫秒级优化机械臂协同路线。
2022年7月，面对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马斯克曾在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称，汽车售价处在一个尴尬的水平，特斯拉不能因为越过了负担能力的界限，就把售价提高至高水平，然后需求骤降，希望在某个时候能降低汽车售价。
据乘联会数据，特斯拉中国在2022年12月交付了5.58万辆，较上月下降了44%。
据悉，马斯克在2022年年初定下了交付量提升50%的目标，而特斯拉近日公布的年度产销数据显示，2022年，该公司全年交付量为1313851辆，同比增长40%，但距离完成KPI还差十个百分点。
“特斯拉降价说明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激烈，部分新能源车企面临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不高的现状，特斯拉希望通过降价来获得更多订单，以此提高市场占有率。”张翔说。
谁慌了？
最先感到压力的是那些车型定价相近且销量并不高的造车新势力，特斯拉降价后，定价在20万元和25万元附近的车型就要跟特斯拉短兵相接。
以具体车型为例，2022年10月初，Model 3的售价还在27.99万元，而现在购车，只要22.99万元，Model Y更是从31.69万元降至25.99万元，降幅均超5万元。
蔚小理主力车型售价方面，小鹏汽车的P7官网起售价为23.99万元，处在销量爬坡阶段的准主力车型G9官网起售价为30.99万元；蔚来汽车的ET7、ET5、ES7起售价分别为45.8万元、32.8万元和46.8万元；理想汽车的L7、L8、L9起售价分别为33.98万元、35.98万元和45.58万元。
其他新能源车企方面，在20万元至30万元这个热门价格区间内，竞争十分激烈，有广汽埃安的LXPlus(起售价为28.66万元)、VPlus(各版本售价为18.98万元至26.98万元起)；问界M5(25.98万元起)；极狐汽车的阿尔法T(21.88万元起)、阿尔法S(22.38万元起)、福特电马的跃世后驱版(24.99万元起)、无疆后驱豪华版(28.89万元起)等众多车型。
中新经纬此前走访发现，在特斯拉2022年10月底官宣降价后，不少车企都在一个月内选择了跟进，接连推出促销活动。如北京朝阳区多家华为体验店推出了针对问界M5和M7的保险、选装优惠；福特电马更是直接选择下调Mustang Mach-E全系车型的售价，降幅在2万元左右。
1月8日下午，特斯拉再次大降价后的第一个周末，中新经纬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新势力门店，店内的销售人员正准备开会培训，而开会的主题为学习应对特斯拉降价。
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小鹏汽车的销售人员则表示，“特斯拉降价后，有客户问我卖车是不是变难了？当然我们希望它涨价，但如果一个汽车品牌频繁降价，你还信任这个品牌么？它肯定不保值。”
但中新经纬走访发现，大部分新势力车企目前并没有推出促销优惠。
“目前没有价格变动的信息，为了消费者权益，正常都不会轻易涨价或者降价。”北京市朝阳区一家理想汽车的销售人员说。
“现在没有任何促销活动，全北京的门店都一样，后续是否会涨价还要看市场的情况。”北京朝阳区一家华为问界门店销售说。但他随后表示，店内有此前活动时的订单，25.98万元起售的问界M5可以24.48万元拿下，“还有一堆赠品，能直接换俩华为Mate50”。
据报道，对于特斯拉降价，小鹏汽车内部相关人士回应称，小鹏汽车有自己的销售节奏，会根据自身情况决定产品售价及促销活动，而非跟随其他车企。
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CEO李斌在被问及特斯拉频繁降价，为何蔚来价格相对稳定时，曾公开表示，价格稳定是对用户负责，从企业战略层面讲，特斯拉做法可以理解，但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值得商榷。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指出，10万元的电动车还不能满足大空间的家用需求，而燃油车的10万元车型已经是家用车型的重要选择。电动车替代燃油车，核心就是价格竞争，背后是产业创新和成本控制。
张翔认为，在头部车企降价后，其他车企的产品竞争力就会下降，跟随降价，才能维持销量，以换取增长的可能。
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Wind数据显示，1月9日盘后，港股市场上，小鹏汽车跌5.00%，报38.95港元/股；吉利汽车跌2.35%，报11.66港元/股；理想汽车跌0.60%，报82.95港元/股；零跑汽车跌0.53%，报27.95港元/股；长城汽车涨1.18%，报10.30港元/股；蔚来汽车涨3.12%，报81.05港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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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